从古至今，竹子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舍的紧密联系。如果时光倒回五十年，你会发现，在农村里，竹器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小到吃饭的筷子，大到竹棚、竹床、竹椅、篾席、簟箩、番薯篰、谷簟......竹制品在人们的生活里可谓是无处不在。那个年代，如果有人给姑娘做媒，父母会问：男方有没有“手艺”（玉壶话，书面语应该是“技艺”）？会做篾吗？会做木吗？会打铁吗？如果男方“会”其中的一种手艺，是很“吃香”的。

玉壶手工业历史悠久。1954年之前，玉壶手工业属于个体经营，大多集中在乡镇。合作化时期，大峃、玉壶、珊溪、黄坦、西坑等地一些个体手工业者纷纷自动组织成立各种形式的手工业组织。玉壶竹器社应时而生。

据《文成县二轻工业志》记载：玉壶竹器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竹器社）于1954年12月创办，主任为王建楷。1958年10月并入玉壶公社农械厂，1959年总产值2.72万元，1960年增至8.79万元。1961年11月因经济体制调整，王建楷继任，主要生产经营竹农具，职工29人。上世纪60-80年代，年生产总值在3万元左右。1983年，毛竹停止供应，竹器社因原材料困难而停办。

竹器社创始人王建楷家住东背公社下东溪村了里自然村，家中有四兄弟，其排行老二。因家境贫穷，1937年，12岁的王建楷来到玉壶老街胡诏告（时人称之为“凳板告”）家里帮忙放牛。胡诏告家附近有一位名叫志学的做篾师傅，空闲时，王建楷时常站在一旁看志学如何编菜篮、筛子等竹器。慢慢地，王建楷也帮忙劈竹篾、打番薯簾。附近还有一位名叫志秧的村民，也会做篾。志秧为人和善，看着王建楷聪明伶俐，也会叫王建楷来“搭把手”。久而久之，王建楷学会了做篾。

1954年，国家走向合作化道路。同年7月份，大峃竹器社创办。同年11月份，时任玉壶公社书记的蒋运飞找到王建楷，说玉壶手工业组织要成立竹器社，请王建楷来参加。王建楷不答应，说自己家在下东溪，在玉壶没有房子，还不如在农村里种田。蒋运飞说，加入竹器社，你的做篾手艺就展现出来，前途会更好；况且进了竹器社，就是公家的人了，可以住在社里。王建楷想想还不错，就答应了。是年12月，玉壶竹器社得以创建，周克香（因家住寨后，又称寨后香）、益孟、连钦等十多位职工入社，社址在玉壶底头（即底村）胡克添（时人称之为“木铎添”）家里。

周符香的入社却是与老公王建楷有关。周符香是山背人，1959年经媒人介绍，19岁的周符香嫁给了王建楷。王建楷没有房子，婚房就在胡克添家一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说是小房间，以前却是一个牛栏，很小很窄，改造一下而已。当年，漈门坑水库正在兴建，竹器社按要求指派人员去做义务工。因社里抽调不出技工，婚后第二天，周符香就被派到漈门坑工地做义务工，这一去就是15天。

上世纪60年代初，竹器社搬到上村村民胡希柳家里。胡希柳有五间房子，有三间房子为竹器社所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竹器社搬到了上村蒋氏祠堂。蒋氏祠堂原为玉壶粮管所仓库：玉壶粮管所建成后没有仓库，于是，蒋氏祠堂被用作粮管所仓库。其后，玉壶粮管所兴建了仓库，竹器社就搬到了这里。

现年74岁的蒋作书是竹器社职工。1962年，经人介绍，小学刚毕业的蒋作书来到竹器社（蒋氏祠堂）当学徒。当年入社的还有胡希电、蒋运管和胡作签。蒋作书的师傅是王建楷。前三个月，学徒专攻劈篾。劈篾也是一门技术，每根篾丝的长短厚薄都马虎不得，篾劈得好,才能进入编竹器这一环节。

蒋作逢的入社却是与其父蒋运良有关，蒋运良是竹器社职工，家住蒋宅。蒋作逢15岁时，竹器社已经搬到蒋氏祠堂。蒋氏祠堂离蒋宅很近，蒋作逢有空就跟随父亲到社里帮忙劈篾，偶尔帮忙打番薯簾。久而久之，蒋作逢的做篾手艺有了很大的长进，会自己编背箕、谷簟和簟箩了。1978年，蒋运良去世，蒋作逢顶职成为竹器社职工，但不享受粮票供应。其工资是按劳分配的，也就是多劳多得：早上7点上班，11点下班；下午1点上班，5点下班，记10工分。

到了上世纪70年代，竹器社搬到了门前垟水碓头（也称上垟水碓）。水碓头东侧有一条水堰，水是从栋头桥下首引出，流经横塘栋边上，进入水碓头，再经酒厂东边进入天妃宫。上垟水碓可以捣米，可以磨麦子。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了碾米机，上垟水碓也就失去了作用，有人在水碓头边上又加盖了几间房子，竹器社就搬到了这里。

当年有三户人家住在水碓头，一户是住在东北方的洪玉进一家人，一户是住在东南方的王建楷一家人，还有一户是住在西北方的胡志教一家人。洪玉进和胡志教是棉棕厂职工（到了上世纪70年代，棉棕厂和竹器社合并），会弹棉花和串蓑衣。

在我的记忆中，水碓头位于稻田之中：从玉壶酒厂西北方往前走，稻田中间有一条鹅卵石路，路的尽头就是水碓头。水堆头的房子入口处是砖木结构，有两层，中间是一个宽敞的道坦，道坦上叠放着一层层的竹子。道坦的东北两侧都是木质结构的房子，我时常看到职工在一楼劈篾、刮片、编制，那些编制好的竹篮、番薯篰就放在一边。有时他们也编或补谷簟，一般都有好几个人围在一起进行的。淘气好奇的我们觉得大人们老是做篾太无聊，就来到水碓头东侧的水堰里捉蚌壳、玩水。

如今，我再一次走在水碓头的旧址上，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横塘栋没了，水堰没了，水碓头没了，稻田没了。只有那一栋栋的高楼矗立在曾经的横塘栋、水堰和水碓头上。

竹器社里的那些事，我无需俯下身子去捡取，它一直还在；竹器社里的那些人，无需我回过头去回忆，它挥之不去。这世上有些繁华，有些热闹只存在于一个时间段里，时间一到，它终究会随光阴悄悄走远。请让我抓取些许经年的时光，拂去尘埃，留几个淡淡的文字给后人吧。

玉壶本地竹子不多，且长势不好，竹器社的原料一般来源于两处：一是泰顺和文成交界的山底，那里住户少，山高林密，土地肥沃；二是朱雅等地的林场。

我们先来说说山底的毛竹是怎样运到玉壶的。玉壶至大峃的公路于1973年通车，在此之前，山底的毛竹进入玉壶有两种方法：一是肩挑背扛，二是竹筏运输。我们来说说肩挑背扛。不借助外力，单靠人力来完成，势必要把重量减轻到最低程度。玉壶至山底路程长，刚砍下来的毛竹重，于是，竹器社就派师傅去山底劈好毛竹，去除篾黄，把篾青挑回玉壶。竹器社几个职工结伴从玉壶底村出发，经五铺岭、半岭、胡岙桥、项山、大壤岭、大峃岭、大峃、西坑、石垟林场、叶胜林场，然后到达山底。职工上山选好毛竹，谈好价格，再由当地人砍下毛竹，“溜”到一处空旷处。做篾师傅在这里摆好两张凳子，用篾刀劈好毛竹，分开篾青和篾黄，篾青留下，篾黄扔掉。然后把劈好的篾青“墩”成一团，一团一团叠放上去，捆结实了，再雇人挑回玉壶。雇人挑篾青也是按路段算工钱的。从大峃挑回玉壶，每100斤挑工是1.3元。

在此过程中，劈篾、砍毛竹和运毛竹是同时进行的。稍有不慎，意外还是避免不了的：毛竹长在高山上，人们利用山的坡度把毛竹从山上“溜”下来，这样既快捷又省力。一天早上，做篾师傅周克香正和同事在山底的山洼里劈毛竹，一根毛竹“溜”下来时偏离了原有的方向，直向人群冲了过来。来不及躲避的周克香大腿被竹顶贯穿，顿时血流如注。惊呆的人们迅速用衣服简单地包扎周克香的伤口，把他抬到竹椅上，做了一副担架，然后由几个人轮流抬下山，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救治。因为救治及时，周克香在床上躺了几个月终于能下地了。

我们再来说说竹筏运输。竹筏运输有一个优点：运输量大。1973年之前，山底的毛竹砍下来运到溪坑边上，捆扎好，由熟悉水性的筏工沿胜坑、东湾坑、珊溪、峃口、营前、东坑、林坑口、木湾、头渡水、石壁、西江，然后到达玉壶门前溪，再由人工背到竹器社。1973年之后，玉壶至大峃有了公路，山底的毛竹经水路运到峃口后，在峃口桥下方的水域把毛竹拉到浅滩上。此时竹器社的两位师傅已经在此等候了，他们用篾刀截下竹顶，把毛竹一层层整齐地叠放在浅滩上。因为玉壶至大峃的公路刚开通，是机耕路，坡道多，陡坡多，玉壶区有一辆大型拖拉机。这些毛竹就由这辆拖拉机沿着峃口、樟台、麻山、大壤、周墩、半岭、五铺岭，然后进入玉壶。有一次刚下过雨，蒋作逢跟随拖拉机回玉壶，机耕路潮湿泥泞，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尽管师傅开得小心翼翼，但还是免不了颠簸，如小山一般的毛竹随着拖拉机来回摇荡。有好几次，车轮都在机耕路上来回打滑，蒋作逢的心都提到了嗓门上。终于，拖拉机回到了玉壶，惊魂未定的蒋作逢才长出了一口气：太险了，太险了。

蒋作逢因为年轻没有家庭负担，所以经常被派到峃口渡（峃口渡建于清嘉庆年间）看管和运送毛竹。有一次，蒋作逢和胡希朗一起去峃口渡接收毛竹，这一去就是50多天。出差一天有1.5斤粮票补贴，其次，还可记10工分（一个正劳力劳动一天记10工分，妇女或孩子则视劳动强度记5至8工分，粮食收成或年底是按人口与工分之和分粮食或财物），因此大部分职工还是乐意出差的。白天，毛竹不间断地从珊溪“放”下来，他们把毛竹从水里拉上来，堆放在毛竹桩上，玉壶供销社派一辆大型拖拉机每天来拉一至两趟。为了省钱，也为了看管毛竹，蒋作逢和胡希朗晚上就睡在峃口桥下方。夏天有蚊子，冬天冷，这其中的艰辛，我们也能想象得到。因为有粮票，一天三餐就去峃口招待所解决，每顿吃半斤饭（0.5斤粮票加5分钱能买到半斤饭），加一两个菜，这样一天的费用大约是0.3至0,5元。那时候10工分可折合人民币1.3元，出差一天能赚0.8至1元，所以虽然辛苦，但也还是值得的。

因为上村没有公路，毛竹就运到天妃宫卸下，再由人工一根根背到门前垟竹器社。那时候，只要听说“天妃宫有毛竹”，玉壶本地的男女老少纷纷走出家门，涌到天妃宫，看到毛竹就扛起来，沿着玉壶老街十字路、大田、酒厂门前，然后到达门前垟竹器社。一路上可谓是人潮如涌，因为多背一趟，就可以多得一点工钱。

我们再来说说朱雅等地林场的竹子是怎么“来到”竹器社的呢？据《文成交通志》记载：玉壶至吕溪公路于1986年11月13日通车，在此之前，金星、朱雅、吕溪等地的货物要想进入玉壶也需要筏运或肩挑背扛。朱雅树林阴翳，盛产毛竹，毛竹的长势虽不如山底，但毕竟离玉壶近，所以竹器社还是派人去山里劈好毛竹，分开竹青和竹黄，再雇人把竹青挑回玉壶。

人世间，最是无情乃岁月，匆匆流去，也带走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特有的记忆：如今，山底的毛竹再也不会通过竹筏运送到玉壶了，人们也不会到朱雅等地去挑竹青了。

玉壶人称编竹器为“做篾”。王建楷做篾手艺很好，是“大老师”（玉壶话，大师傅的意思）。婚后，妻子周符香偶尔也会搭把手，学着劈篾、打番薯簾胎（也就是番薯簾框架）。玉壶本地有些村民自家有毛竹，但不会打番薯簾胎。于是就把毛竹扛到竹器社，请王建楷、连钦等人打好番薯簾胎。那时候，帮忙打一个番薯簾胎的工钱是0.19元。

学做篾，没有三年五年的时间，很难出师。刚开始学，篾劈得有粗有细，这样的篾条只好用来打番薯簾，慢慢地，懂得劈篾的力度了，劈出来的篾条厚薄长短才均匀，就可以打谷簟、背箕、谷箧等竹制品了。有一次，蒋作书编了一只谷箧，不知怎么的，整体感觉很“松”，不结实。蒋作书就去问社里的一位师傅，师傅说：“打谷箧，篾钉要打在谷箧‘滚’里，位置要稍稍偏下方，如果太靠上方就松，稍靠下方就实。有些知识要自己琢磨，如果我把经验都告诉你，你就可以去买门前垟的田地了。”

徒弟编好了竹器，要由师傅来验收，验收合格，才能记工分。一担番薯篰记10工分，两担泥箕记10工分，3爿番薯簾记10工分，一张（玉壶人称谷簟的量词为“领”）谷簟记50工分。竹器的种类有很多：番薯篰、簟箩、番薯簾、泥箕、谷箧、谷簟、背箕、米筛、酒抽、火笼、竹席等。不同的竹器有不同的编法，有些家境富裕的人家还要求做篾师傅在竹席或谷簟上编出美丽的花纹，当然价格也会相应贵一些。通过验收的竹制品统一由玉壶供销社收购，按需分配到各个生产队。

职工们在竹器社里一般都很忙，玉壶供销社按要求指派任务，并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空闲时，玉壶周边的一些地区会派人来请他们去做篾，经常去的地方有朱雅、上林、周壤、东头等地。最远也曾去过丽水、遂昌等地，因为路途遥远，他们一般都会邀约三至四个人一同步行前往。

上世纪50-80年代，我国属于计划经济，一个生产队收成的粮食要先交农业税和卖“余粮”，这些粮食收购以后就存放在粮管所仓库里。时间久了，粮食要拿出来晒晒、晾晾。这就需要背箕和谷簟，因为粮食数量多，所需的谷簟之类的竹器也多；其次是这些竹器经长时间使用会破了或有了豁口。因此，粮管所会到竹器社请人来打或补谷簟、背箕和筛子。打或补谷簟一般都在粮管所仓库里进行，一次都有五六个人，每位“大老师”劳动一天记10工分，徒弟则记5至8工分。这份工作结束了，粮管所开出发票给玉壶税务所，交完税收，师徒们就能领到工钱了。

如果去朱雅、金星、西山岩头等地做篾，蒋作逢会带上徒弟，把篾刀等工具用纸包好，放在大拦腰（拦腰有两种，一种大的，一种小的）里，捆扎，然后斜挎在腰间，上岭、下岭，一步步走到目的地。有一次，蒋作逢与蒋作吹、协稿一起去朱雅公社三条步林场做篾。白天，他们去山上，按直径6寸、7寸、8寸等大小选好毛竹，让林场职工砍好毛竹，背到朱雅本地，然后按村民要求去编鸡笼、竹篮、花箍（箍大原酱缸，使其难以破裂）、泥箕、竹床等。这一呆就是十多天才回到玉壶。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血和泪的一个转换。”许多年前，一位企业家谈到国企改革时如此说道。那时候的竹器社也有好几位外地职工，有瑞安人、温州人和珊溪人，都是县里派过来的。后来竹器社停办了，外地职工都走了，本地职工也自谋出路了。此时,竹器社的职工大多已进入中年，赖以生存的手艺无法得以施展，虽没有“血”的代价，但“泪”的代价却是真实的。

儿时好，最忆是竹床。上世纪70年代末，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人们纳凉的方式是傍晚抬出一张竹床或一爿门板到道坦上。夜晚，左邻右舍竹床连竹床，门板连门板，几家人就这么躺着“讲古”、聊天。那个年代，竹床是奢侈品，家境好的人家才有竹床。每天傍晚，看着家对面的一户人家把一张竹床抬到道坦上，三个孩子并排躺在竹床上纳凉。我心里陡生羡慕之感，多么希望自己能在那张竹床上躺一下，就那么一下，但一直未能如愿。没有竹床，我就去上垟水碓看竹器社职工编竹床。时过境迁，外楼四面屋已经被拆了，道坦也没了，那份对竹床的渴慕感也只能深埋心底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竹器渐渐走出了我们的生活。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这世上已没有人愿意学做篾，“篾匠”这个名词也会随之消失，所有的竹制品都会消亡？紧接着，做篾这项古老的智慧，也有可能会随之被掩埋。但愿不会。

夏风又吹，却再也吹不回那个盛夏。稻田又绿，再也绿不回那个童年。夏在风在，你在我在，而竹器社已经不在，竹器社东侧那条有蚌壳的水堰也已经深埋于地底下，不见了。年华在岁月里向前，竹器在繁华中静寂。

▲竹椅 县二轻公司供图

我只希望，做篾这项古老的技艺能一直传承下来，永不消亡。那些精美的竹器能一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依相伴。